疫情防控PK,东亚国家为何更有成效?

2020-11-29 22:52发布

一直追踪全球新冠疫情数据的Worldometers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1月26日11:14,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6071万例,累计死亡超142万人。截至同日16:31,中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认病例为93025例,累计死亡为4749人。不止中国,东亚是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在这场病毒之战中,东亚国家获胜的秘诀是什么?

作者 |  MABLE-ANN CHANG

来源 |  长江商学院知识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并不是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就连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俄罗斯,截至9月份底的累计死亡人数都已经达到了20385人,而中国仅为4634人。


与此同时,人口与俄罗斯接近的日本死亡人数为1548人,韩国407人,马来西亚134人,泰国59人,越南35人,新加坡27人,台湾只有7人。是什么原因使得东亚社会能够相对成功地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答案似乎是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快速的政府行动,

有效的技术使用,

以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文化认同。

东亚国家抗疫更有成效


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病毒,包括停工停课、限制人群流动等,结果却大相径庭。美国、巴西和印度处于受病毒影响的另一个极端,正是因为上文提及的三个因素在这三个国家中均不适用——政府行动迟缓、技术使用不完善、强调个人自由高于集体安全的文化理念,从而为病毒敞开了大门。


“东亚国家采取了更严格的防控措施,如关闭边境、减少航班、关闭公共场所和减少人口流动,”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龚平华说道,“此外,韩国和中国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病毒核酸检测,排查阳性病例,从源头上防止病毒传播。”


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比普尔·纽帕妮(Bipul Neupane)说:“尽管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几乎没有准备时间,但作为首批面对病毒的国家,他们的反应非常迅速。许多西方国家没有利用好最初的几周来做好准备,当病毒最终到来时,他们的反应速度往往很慢,导致病毒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确诊病例最多的前15个国家名单上,东亚国家无一上榜,而西方国家则位居前列。部分西方国家也成功控制住了病毒,包括芬兰、德国、冰岛和新西兰。尽管与亚洲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但快速的政府行动和卫生保健工作似乎是控制新冠肺炎的关键因素。

自上而下:政府能发挥什么作用?



卫生专家倾向于认为,控制病毒传播的最佳方法是普遍佩戴口罩、保持严格的社交距离、大规模进行病毒核酸检测,并确保有效隔离病毒感染者。抗击新冠肺炎的经验表明,在这些措施中,政府的指导和参与至关重要。


“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具体作用包括控制病毒来源、推广核酸检测、加速疫苗的研发,”龚平华说道,“亚洲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比如迅速减少国际航班和人口流动。”


浙江省的一位曾经目睹过1270起病例的销售经理张利尔(音)说,政府预防措施的更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她不得不时刻关注自己的手机,以确保及时获取最新信息。“在新冠肺炎的高峰时期,政府的规定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张说。“首先,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关闭公共场所,然后关闭学校和企业、禁止公众自由行动。当病毒继续传播时,每个家庭每周只允许派一个人出门采购两次食品杂货。一切行为都受到严格的监控,我们甚至被禁止进入同一城市的其他地区。”


“中国很快封锁了整个城市(武汉),”纽帕妮说。“中国采取的措施意味着他们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即使城市被封锁,政府仍确保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物资和食物,而没有短缺现象。”


驻上海的全球政治风险分析师弗兰克·蔡(Frank Tsai)认为,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是关键的一步。但他也表示,只有在社会和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高度信任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才能奏效。蔡说:“决定新冠肺炎控制速度的因素在于政府(管理问题)的能力和人民遵循政府的指导的能力。”他说:“要想领导人采取的措施发挥作用,人民必须对政府具备一定程度的信任。韩国亲自验证了这种信任的重要性。他们的政府建立了检测中心,人民听从并接受检测。他们的成功体现在,他们甚至不需要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而进行封锁。”


21世纪的技术


使用数字技术控制病毒的做法在东亚国家也很普遍。在居民楼、超市和地铁入口处等检查点,用于追踪接触者和体温检查的移动APP变得司空见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地方政府甚至利用无人机来跟踪民众,提醒他们戴上口罩或回家。虽然一些西方国家也采用了移动技术,但其实施方式与东亚国家有所不同。在东亚,移动技术的使用更多是强制性的,而非自愿性的。


依靠智能手机技术和大数据,中国还建立了健康码系统,通过微信或支付宝APP有效地监控和控制人口流动。而在中国,几乎每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在手机上安装了微信或支付宝APP。在疫情高峰期,人们出行或乘坐地铁时,必须在该APP上填写一份简短的健康调查。然后该APP会根据用户的回答,向用户发送一个绿色、黄色或红色的健康码。不同颜色的健康码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离开他们的家以及去其他的地方。即使是在病毒得到控制后的三个月,居民在进入酒店、健身房和餐馆等公共场所之前,仍需出示自己的健康码。“我记得那时我因为要去到不同的地方,每天最多要测五次体温,”张说。“即使在一切相对恢复正常之后,餐厅也还是要求在我落座之前先查看我的绿色健康二维码。”龚平华补充道,“在每一个医院门口,都需要登记健康码、测量体温,以便通过大数据监控这一切。”


新加坡在今年3月推出了一款名为TraceTogether的接触者追踪APP。该APP可以在智能手机之间近距离交换蓝牙信号,让用户知道他们是否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有过接触。《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报道的一项政府民意调查发现,超过70%的受访者支持这一发展。


据《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报道,新冠肺炎曲线变缓的一个更显著的例子发生在韩国。那里的私人APP开发商自行开发APP,帮助政府追踪密接者。MarketWatch的数据显示,短短几周内,Corona 100m这款APP在韩国的下载量超过100万次。这款APP获得了“压倒性的正面评价”。它从政府公共资源来收集数据,提醒用户在100米半径内的任何已经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以及患者的诊断日期、国籍、年龄、性别和先前所在地。


龚平华说,“大数据的监测有助于确保及时发现并快速搜索和检测出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技术在诊断和药物开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使用的数字技术不仅限于接触者追踪。以面部识别技术闻名的高科技公司商汤科技(SenseTime)和北京旷视科技(Megvii)还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温度检测软件。商汤科技研发的“智能AI防疫解决方案”集成了人工智能算法和红外热技术,能够将发烧体温的检查准确度控制在0.3摄氏度以内,并且对未戴口罩的人的识别成功率超过99%。


通过技术来监控人们的行动,自然会带来隐私监视的问题。西方民主国家对隐私和公民自由的担忧,给此类技术的推广带来了巨大障碍。但即使是民主国家,在自愿采用接触追踪技术的程度上,也存在明显的跨国差异。“虽然我认为如此密切的监视可能会侵犯隐私,但在危机时刻,这是非常一条微妙的界限,”纽帕妮说,“保护个人隐私很重要,但当此项接触追踪措施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时,我愿意暂时放弃我的隐私。监控和大数据已被证明是一项制胜法则。”


不过,蔡认为,APP更多地是政府为了确保社会遵守已制定规则的一种手段。蔡表示:“在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政府通常不得不实施服从性措施。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在病毒控制方面更有效,但在中国社会,你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威机构促使人们做事。而在德国或韩国这样的国家,人民与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更倾向于自愿遵守政府的措施,而非自上而下地服从。中国的技术创建了服从性,而这种服从性也在抗疫表现同样良好的国家中有所体现。”

自下而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在回顾亚洲社会应对新冠肺炎方面的优势时,一个常见的观点是:他们的文化倾向于集体主义,个人愿意为集体的利益做出让步。“亚洲文化强调为了集体的利益而遵守社会规则,”龚平华说。


许多抗疫表现良好的亚洲国家,它们的文化都与儒家思想相联系。蔡说,“儒家思想崇尚道德感,而这种道德感能够管理角色关系。儒家社会并不等同于集体主义社会,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愿意为群体的更大利益做出牺牲,但它确实能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新加坡、韩国、越南、香港和台湾都属于儒家社会,这些信奉儒家思想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它们的政府类型如何,在抗疫方面都表现得相对较好。”


另一个对东亚国家有利的因素是,这些国家早已形成了一种愿意佩戴口罩的文化,而近年来污染水平的上升又强化了这一点。“在中国,当政府首次宣布这一病毒危机时,甚至在宣传佩戴口罩的益处的活动开始之前,每个人都已经迅速戴上了口罩,”纽帕妮说道。“很多人家里早已准备了一些口罩,不需要特意去购买。在日本和韩国等地,即使只是感冒,出于礼貌,他们也会戴上口罩,因为这是尊重他人的表现。”


蔡认为,东亚国家在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方面做得如此出色的原因之一,是其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累积了经验。那次抗疫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为此次疫情防范提供了经验参考。他表示:“西方民主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达不到这种程度,那就是人们会对可能会失控的事情产生危机感。”


西非国家在前段时间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对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也有所帮助。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应对冠状病毒方面,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家比拥有更先进卫生系统的富裕国家准备得更充分。曾应对过埃博拉疫情的国家仍然拥有控制传染病的隔离设施和专门知识。利比里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负责商业新闻出版物Quartz Africa的负责人莫索卡·法拉赫(Mosoka Fallah)说,“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基于我们在埃博拉疫情之后建立的系统。”他说,“目前领导冠状病毒防范工作的国家研究所是在埃博拉爆发之后建立的。在此之前,我们没有相关的技术、知识、人力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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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流行病为监控行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因为它以一种具有较低物理侵入性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事实证明,在全球性流行病这样的危机局势中,政府的高度参与也是有利的。但部分人担心,随着威胁消退,自满情绪的产生将不可避免。


“这次疫情让各国政府看到了疾病如何迅速传播和变异,而且无法控制,”纽帕妮说道,“这是一个警钟。未来,各国政府可能会优先为疾病控制提供资金,但对传染病的自满情绪可能会在下一代人身上重现。”


蔡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全球性新冠疫情会对人们理想治理体系的观点产生影响。“像越南甚至中国这样的国家,尽管不具备西方国家同等水平的医疗保健能力,但他们的抗疫表现却比德国更好,即便德国拥有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力,更好的基础设施,”蔡说。


《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 the Poverty Trap)一书的作者、政治学家洪源远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孰优孰劣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普遍。要我说,这就是一种误导性的辩论,因为它提出了一项错误的选择:即如果民主制是不完美的,那么人们应该选择专制。而正确的问法应该是:两种政治体制在应对全球流行病方面的优势和弱势分别是什么?”


与此同时,对部分人来说,生活已经回到了“新常态”。但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完全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对那些在此次危机处理中表现很好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看到其他地区仍在疫情中挣扎,我真的很庆幸我们之前被封锁了这么长时间,”张说,“企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人们现在仍然很谨慎,但我现在已经可以回去工作,也可以自由走动了。”


本文获长江商学院知识中心授权发布,英文原文链接请点击:COVID-19:Facing Down the Virus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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