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019--“特一号”案件侦破记》聊聊那些可怕的大案要案(系列)

2020-11-15 01:07发布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2期

作者:东方明


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尘封档案”系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


故事情节曲折精彩,同时,也给世人以警示。



一、三十五封“策反信” 

1950年12月15日。广西南宁市。

天空布满着阴云,寒风中裹挟着浓重的潮气。上午九点多,邮递员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给省政府送来了每天必送的邮件。省政府天天都会收到大宗邮件,最多时甚至需要邮局用绿色邮政专用汽车载送几十个绿帆布的大邮袋,像今天这样仅仅由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两个小邮袋要算是邮件最少的情况了。不过,小邮袋里面却装着一个大案件,只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罢了。

每天送往省政府的邮件分为机要邮件和普通邮件,机要邮件是由邮局经过政审挑选出来的机要邮件投递员用摩托车送来的,普通邮件则由一般邮递员用自行车送来。机要邮件送来后直接由秘书处机要科接收处理,普通邮件则由收发室接收。现在送来的是普通邮件,就由收发室收下后打开邮袋点检分发。收发室干这项工作的是人称“姜老头儿”的姜心亮,他在点检从邮袋里倒出来的那堆信函时,发现有大约三四十封信件用的是相同的竖式牛皮纸信封,右侧写着三个字“省政府”;正中红色的长方形框框中写着收信人的姓名,都是飘逸的毛笔字;左侧下方的落款则是印上去的红色魏碑体字“南槐堂缄”。

稍后,姜老头儿在接受公安人员的调查时说,他记得很清楚,他点检时从这些用同样信封邮寄的信函中拿起的第一封,那个红色框框中写的是“李天佑先生”,他就随手把这封信放在一旁。为什么要放在一旁?那是因为其时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的李天佑奉两个月前毛泽东下达的“必须在1951年5月1日之前完成肃清全省土匪”的命令,已经率领“广西剿匪前线指挥部”前往贵县、桂平、蒙山等地组织新中国剿匪史上著名的“大瑶山会剿”去了。李天佑兼任着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所以,平时有些地方上寄给他的信函、资料等会往省政府这边寄送。省军区司令部每天有专人驾着摩托车前来省政府送取军区和地方上来往的信件公文,寄到省政府的收件人为李天佑的信函就交由通讯员一并捎去。姜老头儿在取出写给李天佑的这封信函后,又从落款均为“南槐堂”的这摞牛皮纸信封中取出了写给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邱会作、已调往北京空军总部任职的吴法宪等军方省政府委员的那几封,连同寄给军方的其他十几封信件放在一起。他刚把所有信件、报纸分拣好,省军区的通讯员就来了,于是就把这些信函交给了对方。因为不是机要件,也就不必搞签字什么的交接手续了。

据案卷记载,最先发现这些信函有问题的是广西省军区司令部秘书处秘书蔡浩,他是负责处理领导普通信件的。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不是写明“亲启”的信件,他都可以开拆、阅读,然后根据内容分门别类处置。蔡浩最先开拆的,是写给李天佑的那封信。用剪刀剪开牛皮纸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只一看,便是一个激灵!信内的文字如下——“致共党首脑:迷途应知返,悬崖宜勒马;弃暗而投明,升官又发财;升官晋三级,发财赏百金;党国重信义,言出行必践”。落款是:“南槐堂主”。这些文字,是用大红印章盖在信纸上的。

蔡浩大惊之下,立即报告秘书处副处长蒋胜刚。蒋副处长让把那几封信全都拆开,发现里面的内容完全一致。于是,省军区方面立刻报告省委。

当消息传到省政府时,收发室已经把“南槐堂”寄给其余非军方省政府委员的那些信函分发到各相应部门,这时候也不劳姜老头儿一封封回收了,都是保卫处的活儿。保卫处把其余那些信函统统收拢来后,交由已经赶到现场的省委社会部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覃应机及随行的几位公安干部,也不开拆,当场封存于一口小木匣里。

从这些信函的内容来看,属于“策反信”。在当时形势下,不乏敌方军队、特务机关给我方军事指挥员、地方政府干部寄发此类函件的案子,可是,像这样大规模地把“策反信”寄发省人民政府每个委员的情况,却从未发生过。因此,这是一起值得省委、省政府重视的案件。当下,广西省主持常务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陈漫远亲自拨通了正在武汉开会的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张云逸的电话,报告了此事。张云逸指示:一是不必大惊小怪;二是让公安方面组织力量严查,限期半月破案;三是需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社会部和中央公安部、社会部报告。

于是,立刻成立了由覃应机亲自挂帅的“特一号案件”专案指挥部,由省委社会部二处处长隋留宝具体负责。覃应机,广西东兰人氏,壮族,1929年十四岁时参加革命,红军时期、抗战年代及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从事保卫、侦查、情报工作,调来广西之前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厅长、中共河北省委社会部部长,乃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公安。当天下午,从南宁市公安局、广西省公安厅以及省委社会部抽调来的十一名侦查员齐集南宁市公安局向覃应机、隋留宝报到,“特一号案件”专案指挥部成立,随即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

覃应机向众侦查员传达了张云逸的三点指示,说大家不必紧张,这个案子我估计半个月内拿下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请同志们就案情和如何开展侦查工作充分发表意见,会后,我们立即投入调查。能够被抽调来参加这个案子的侦查员,应该都不是凡品,当下,你一言他一语发表各自的观点,最后归纳下来形成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从这三十五封内容完全一致的“策反信”来看,出自敌对分子之手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从其行文遣词造句透露出的特点来看,其作者“南槐堂主”的写信目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策反,而不过是一种宣传——用台湾特务机关的术语来说,这应是一种心理战的形式。另外,“南槐堂主”的文化水平看来也有限,写的那几句东西充其量不过属于打油诗,所以,基本可以断定此人(或者团伙)应该并非从台湾派遣过来专门对我党干部开展心理作战的特务。因为根据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之前内部通报的数起已被破获的心理战案件来看,受命开展心理作战的台湾派遣特务都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角色,古汉语、英语都来得;而且,如果是从台湾受命而来的话,他们的“对匪宣传内容”就会是经过台湾特务机关的心理作战专家起草并反复讨论后才定下的语句,不可能是这种打油诗。

第二,“策反信”的文字一共有十行,一式的竖排,去掉抬头、落款,都是五字一行,却不是手写的字迹,而是先刻了版,再用大红印泥加盖于纸面上。从图章印文来看,无论是撰写还是镌刻,都具有专业水平。综合起来,可以推测这个作案的“南槐堂主”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但是,信件打油诗样的遣词造句跟制作印章的书法、镌刻所显示出的文化功底却又不相称。因此,可以得出这个“南槐堂主”跟版子制作者多半不是同一个人的结论。再看信封上书写寄达地址(省政府)、收信人姓名和寄信人署名的那手飘逸的毛笔字,从字体上看跟印章的书法风格迥异,这说明在信封上写名址的人既不是“南槐堂主”,也不是版子制作者。侦查员由此分析,“策反信”的产生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南槐堂主”自己或者指使他人起草了该信件的内容,出于反侦查或者准备“扩大战果”的需要,让另一人把内容刻制成版子,又让第三人书写了信封上的名址,这才寄出。侦查工作可以从版子制作具有专业水平这一点出发,对全市的刻章店铺和掌握专业刻章技能的人进行调查。另外,信封上的那手流畅、飘逸的毛笔字,可能出自邮局门口某个专门替人代写书信的老先生之手,这也是可以进行查摸的一条途径。

第三,“策反信”的信笺、信封似乎最有调查价值。信笺是那种中档质地的绵纸,长七寸,宽五寸,细红杠竖格,红色粗边框,左侧边框下方印着三个魏碑体红字“南槐堂”;信封系牛皮纸制作,纸张质地、档次、中间写收信人的粗框以及左侧下方的落款“南槐堂缄”的印制风格与信笺完全匹配。这种信笺和信封,现在只能从反映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故事的影视里看到了,而在本案发生时,全国各地使用的信笺、信封几乎都是这种式样的。侦查员根据“南槐堂”三字估测,“策反信”的信笺、信封应该出自某个商号或者会道门,也不排除是某个文人墨客的书斋名号,或者某个武馆。当然,案犯既然敢公然使用“南槐堂”的名号来作案,那通常可以表明他跟“南槐堂”是无关的,但是,对于侦查指挥部来说,循着“南槐堂”这根线追查,也是—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第四,从“策反信”的寄发对象判断,“南槐堂主”对于省政府成员的了解还停留在1950年2月8日省政府成立伊始所获取的信息上。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时,报纸、电台都公布了三十五名委员的名单,其中张云逸为主席,陈漫远、李任仁、雷经天为副主席。雷经天的副主席只当了半年左右,于今年九月间奉中央命令调往武汉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吴法宪的省政府委员也只当到1950年7月,奉调进京担任空军第一副政委去了。当时的媒体对于高级干部的这种工作调动通常是不予报道的,所以外界都还不知道。寄来的三十五封“策反信”中有两封的收信人写着雷经天、吴法宪的名字,从这个情节可以推断,“南槐堂主”对于体制内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

第五,三十五封“策反信”上的邮戳表明案犯是把这些信件投进该邮局所设的邮箱里的,这也是一条值得追查的线索;另外,“策反信”上所贴的邮票,都是由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的面值为四百元(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四分,下同)的普通邮票。侦查员认为这些邮票应该也是一条线索。以当时的经济情况和消费习惯,邮票都是随用随买,不可能一下子买下整版邮票放在家里等着使用,因此,对于邮电局营业人员来说,如果哪个顾客一下子购买三十五张邮票的话,肯定会对其留下深刻印象。

会议决定,就上述分析,立刻分头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查:走访全市各个印章店铺以及街头刻章摊,调查“策反信”的文字印章内容;走访全市所有邮电局营业点和邮票代销点,了解邮票出售情况;对全市所有在邮局、法院门口以及城隍庙等公共场所设摊代客书写信函文书的摊主调查,了解是否有人前往让代书信封名址;对“南槐堂”以及印有该堂号字样的信笺信封进行调查。

鉴于调查方向比较多,估计凭专案指挥部的警力还不够,覃应机让秘书科即刻电话通知全市永宁、明德、临江、水上、江西五个分局及兴宁、宁武、上国、中兴、德邻、宣化、维新、江西八个派出所协助专案指挥部进行调查。

散会后,侦查员分头行动,只留下主持侦查工作的隋留宝留守指挥部负责协调。隋留宝是覃应机的老部下,是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公安,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往市工商局打电话,务请该局当晚要留下熟悉全市各商号情况的一名工作人员,以便随时接受警方的相关咨询。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隋处长此举对于迅速查明有关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追查“南槐堂”

从“特一号案件”发生当天的12月15日下午到次日上午九点,专案指挥部一干侦查员在分局、派出所的配合下,马不停蹄对上述需要调查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查摸。

根据“策反信”上的邮戳,这三十五封信函都是从关东街邮电局发出的。侦查员解中堂去了该邮局,询问之下,得知那些信函是昨天下午四点从该邮局门口的那个邮箱里取出的。取信的工作人员把信件和之前从本辖区其他邮箱里取出的信函一起送到了邮局的工作台上,工作人员盖上邮戳后,当晚由市邮电局派来的邮车取走。在市邮电局,这些信函被分拣后,连夜送往省政府所在地的邮电局。

那么,这些信函所使用的邮票是不是从该邮电局营业窗口出售的呢?对方查下来,给了否定的回答。解中堂是个认真细致到近乎于刻板的侦查员,他不但听了三个窗口营业员的叙述,还查看了三人当天的营业记录,那上面记载着从上午上班开始到下午结束营业为止的每一笔营业金额的明细账,发现接班时所领取的四百元面值邮票的数量与结束营业时剩下的数量之间的差额与售出数量相符,每个营业员售出的该面值邮票的总数都没有超过三十五张。

查完了,解中堂该告辞了?不,他还有话说:你们这个营业窗口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两个月内是否有过一次性出售超过三五十张四百元面值邮票的情况?这个,营业员一下子真还没法回答。不过,新中国成立初期,邮电局还保持着旧时邮电行业那种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比如上面说过的出售哪怕一张四百元面值的邮票也要有记载,而且,这种营业流水账还不能丢掉,每天结束营业后交到会计室去,会计室按月装订后保存。现在,人家就拿出了已经装订的10月、11月以及本月尚未装订的流水账让侦查员查,解中堂查下来,没有任何发现,这才罢休。如此,这条线索就到此为止了。

解中堂的任务是调查邮戳,他对关东街邮电局四百元面值邮票的调查不过是捎带一下。根据分工,另有侦查员邹晃专门负责调查全市各邮电局营业窗口和邮票代销点的邮票出售情况。邹晃先到市邮电局打听,得知全市四个区所有的邮电局营业窗口加上邮票代销点一共有三十七家,便寻思这活儿自己肯定是吃不下来的,于是就在市邮电局给永宁、明德、临江、江西四个公安分局的秘书股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刻安排专人负责,与下辖的派出所民警一起前往管段内的各个邮电营业窗口和邮票代销点,调查自国庆节以来到昨天为止四百元面值邮票的出售情况,凡是有一次性售出三十五张以上的,即刻报告。

即使如此,邹晃还是忙碌了一夜。他刚返回市局,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那是维新派出所打来的,说据他们管段内一家邮电所的营业流水账显示,12月3日曾有人一次性购买了四百元面值的普通邮票两版共一百张,购买者让营业员开的发票上留下的抬头是“富德榨油厂”。邹晃马上跟市工商局联系,这当儿就显出之前隋留宝拨打那个电话的先见之明了,工商局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后,特为挑选了两名熟悉行业商号的工作人员值班,此刻接到邹晃的电话,不必去查阅资料就立刻随口说出了“富德榨油厂”的地址。邹晃当即电告江西分局,立刻派员前往“富德榨油厂”调查该厂12月3日是否派人去购买过两版四百元面值邮票,如果确有其事,要求查明这些邮票目前还剩多少张,已经用掉的那些邮票如何使用等情况。

邹晃在等候江西分局的查问结果时,其他分局、派出所也陆陆续续打来了电话,统计下来,自10月1日至今购买超过三十五张以上四百元面值普通邮票的,除了之前的“富德榨油厂”外,还有二十六笔交易,其中大部分是政府的公家机构,小部分是像“富德榨油厂”那样的私营工厂、商号。邹晃守在电话机旁一一接听,凡是工厂、商号的,就向市工商局询问清楚地址后向所在地的分局或者派出所下达立刻出警调查的指令;凡是公家机构的,他都是知晓地址的,就直接通知相应的分局、派出所前往调查。

这样,一直忙碌到次日清晨,把所有交易的买方都一一查到,全部是公家机构、厂商或者私营工厂、商号,没有私人,而且购买方的邮票使用和留存都没有疑点。这样,指望通过邮票查摸到线索的希望落空了。

对印章的调查由侦查员王大培、陈百勇两人负责。王大培会驾驶摩托车,所以他们是驾着摩托车自己出去进行调查的。刻章属于特种行业,即使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由警察局登记下每个经营者的姓名、住址等基本情况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严抓治安工作,公安局规定所有经营者必须获得“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营业,如若擅自经营,让警方抓住了多半就得送去收容教养。因此,侦查员先到市局治安科抄录了全市获准经营的刻章店铺和摊头经营者的名单,逐个走访,跟每个对象的谈话都做了笔录并由对方签名按指印。

王大培、陈百勇一直奔波到晚上十一时许,才完成了对最后一位刻章匠的走访。最后的结果是,名单上的三十三家刻章店铺、摊头中,没有一家接过给人刻制“策反信”上的那类印章或者木版子的生意,无论是竖排还是横排,当然公章、商号店章刻制生意是有的,但那都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因此,这条线索也似可以排除。

案情分析会上被认为最有可能查摸到案犯蛛丝马迹的关于信笺、信封的调查,由侦查员时根坚和小许负责。时、许采取的工作方式是上述三拨侦查员所采用方式的结合。信笺、信封都是由印刷厂(社)印制的,所以应该向全市的印刷厂(社)调查。印刷行业跟刻章行业一样,是列入特种行业的,所以他们先到市局治安科查得了全市所有印刷厂(社)的名称、地址和公家负责人或者私人业主的姓名,有几家有电话号码的也一并要了;然后根据各厂(社)所在地的分布范围,给相关的分局、派出所打电话,以市局名义下达调查指令。全市的印刷厂(社)一共有十五家,其中有一家有点儿特别,是设在邕江的一条木船上的印刷作坊,居然也有字号,叫“大相印刷社”。根据管辖范围,邕江是水上公安分局的管段,所以时根坚就把电话打到了水上分局治安股,由他们派员找到那个可能会移动的印刷作坊进行调查。

其实,从工作总量来说,时根坚、小许负责的这摊活儿最费时费劲。尽管他们自己不必出去,而是让各分局、派出所前往调查,可是,分局、派出所指派的调查人员前往各印刷厂(社)调查时,人家没像市工商局那样事先接到过通知安排专人值班等着侦查员上门,所以,登门的警员都是让留厂(社)守夜的职工找到厂长、老板,不管在干什么事儿都得放下,十万火急地赶来接受调查。好在这些人基本都是业务行家,平时业务量也不是很多,所以这几年来接下的印制信笺、信封的活儿都还是记得的,通常口头就能说清楚。当然,对印刷行业有些了解的时根坚事先给分局、派出所电话时交代过,印刷行业有每完成一桩活儿留下至少两件样品的行业习惯,有些客户要求高的活儿,还会让客户验收后在样品上签名作为证据,这些样品,都是好好保存着的。所以,光凭对方接待人员口头说“有”还是“无”是不能作数的,必须得让他们打开存放样品的柜子,把该厂(社)印制过的信笺、信封留下的样品一件件都拿出来过目,这是最牢靠的法子。

这样,等到各路警员完成调查返回分局或者派出所,再把电话打到侦查指挥部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鱼肚白了。调查结果怎样呢?哪路也没调查到跟“南槐堂”字样相关的线索。

关于“南槐堂”字号的调查,由侦查员祖郎、金志清负责。祖郎是中共广西省委社会部二处的侦查员,他是被受命主持“特一号案件”侦查工作的省委社会部二处处长隋留宝点名让参加专案侦查工作的。由此可见,这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显然是有两下子的。祖郎的两下子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思维敏捷,机智精明。因为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尽管他并非广西人氏(他是湖南永州人氏),可是在南宁解放伊始随隋留宝过来后,所接受的任务却是通常被认为只有广西人才适宜去做的——化装后查摸社会情况。在大约三个多月时间里,这个小伙子曾化装过乞丐、失业工人、乡下进城寻找打短工机会的农民、邕江纤夫、卖木柴的樵夫、帮会马仔等,对调查解放初时南宁的社情作出了贡献。祖郎自己也积累了若干关于这方面的经验。这次隋留宝点名将其调来参加专案侦查,显然是要发挥小伙子这方面的优势。祖郎、金志清接受任务后,看看还没有到机关下班的时间,立马骑了自行车直奔南宁市体育会(即后来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筹备会,向其了解当地武林中的堂号情况。筹备会的工作人员就是后来的市体委干部,却没有一个是武林中人,还在那里扳着手指头讨论“好像谁谁谁可能知晓这方面的情况”时,祖郎已经报出了三个当地武林著名拳师的姓名,说这三位家住何处请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找他们了解就是了。

祖、金获得地址后,立马奔这三个武林名宿家里调查。这三位当时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对于南宁乃至广西旧时武林的情况该是了如指掌,可是,祖郎、金志清跟他们接触下来,却都说没有听说过南宁、桂林乃至广西武林界有过哪家武馆、拳社、镖行起过“南槐堂”这样一个堂名的。那么,是否并非武林中的堂名,而是某个会道门的名号呢?这个,这三位武林名宿也应该知晓的,因为会道门中总得有武林中人参与才撑得起门面,否则,隔三差五的武斗怎么对付得了?可是,问下来也是摇头。

于是,祖郎就断定“南槐堂”跟武林和会道门应该没有关系。那该往哪个方面去查摸呢?祖郎寻思接下来该往两个方面去调查:商界和文化界。“南槐堂”这三个字也可以适用于商业店铺的名号,特别是中药行业、古玩行业,都有把经营的店铺起名某某堂的习惯;此外,文人搞结社玩一把文雅时也有这种嗜好。于是,祖郎、金志清返回市局,先向市工商局打电话询问档案中是否有“南槐堂”这样一家店铺,包括已经申请获准歇业的。那边查下来,说没有。祖郎又问明了本市几家有名的中药、古玩店铺的地址,给管段分局或者派出所打电话,要求立刻派人前往向老板调查南宁是否有过“南槐堂”这么一家字号。然后,祖郎又给市文化局去电,那边却无人值班。跟金志清交换意见后,两人再次骑车出门。去哪里?奔《南宁日报》、《广西日报》两家报社,向这两家报社的记者、编辑了解是否听说过文化界有“南槐堂”这样一个社团之名或者个人书斋名号。

祖、金两人的调查不可谓不周到,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收获!

专案指挥部如此折腾了一夜,张云逸规定的期限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天。一干侦查员打了个把小时盹儿,吃了早餐,就聚在一起再次分析案情。刚说了—个开头,没有过来参加会议但已经听隋留宝电话汇报过调查情况的覃应机打来了电话。隋留宝接听电话后告诉众侦查员,说覃厅长来电,他已经弄清了“南槐堂”的来源,是清朝时南宁明德街上一家老字号中药铺子的店名,该店早在民国前就已关闭,其店址现在一分为二,开着一家眼镜店和一家竹器店。一干侦查员听了,兴奋之下不禁愕然,都不知覃厅长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的。这个情况,一直到案子侦破喝庆功酒时覃厅长也没透露,更没有人敢开口问。

于是,案情分析会也不必开了,隋留宝立马指派侦查员王大培、祖郎前往明德街调查。王、祖两人驱车直奔明德街,虽然不知道原“南槐堂”的地址,不过覃应机已经说得很清楚,那店址现在开了眼镜店、竹器店,所以,只要找到两家挨在一起的眼镜店、竹器店就是了。找到后,两人留意了一下,发现眼镜店和竹器店的斜对面有一条巷子,看了看巷子里的门牌,该巷名唤“必仁巷”。

王大培、祖郎问了眼镜店、竹器店的老板,都说不知道他们两家之前是开什么店铺的。这两个老板均已年过四十,要说他们的店铺也算得上是老字号了,因为两个老板都是从他们的老爸手里接下店铺搞经营的。这就是说,眼镜店和竹器店至少已开了三十多年。覃厅长说过,“南槐堂”早在民国前就已关闭了,扳扳手指头,距今少说也有四十年了,那就只有去对面必仁巷里找老人打听了。

必仁巷是一条百年老巷,巷子里的住户中年过五旬的居民颇有一些,侦查员选择了几个七八十岁的老翁了解下来,得知现在的眼镜店和竹器店以前确实是中药店“南槐堂”,是在光绪末年关闭的,那就是1908年前后了。那么,该店是几时开的呢?这个,谁也说不上来,反正打其中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幼年记事起,“南槐堂”就已存在了。老板姓朱,是个瘦瘦高高的小老头儿。那么,这位朱老板的后人呢?这个,谁也说不上来。

王大培、祖郎商量了一下,随即奔市药材业公会。所谓药材业公会,相当于如今的行业协会,其活动经费由各中药店铺缴纳的年金承担。这种各行各业的公会,全国各处都有,一直存在到新中国实行“公私合营”时方才结束。两个侦查员前往药材业公会,从那里保存着的资料中如愿以偿地了解到“南槐堂”的情况。

“南槐堂”系清道光三年(1823年)开张,至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歇业,在旧时南宁城也曾是一家有点儿名气的老字号。“南槐堂”的创始人名叫朱志墨,到1908年歇业,中间一共经历了四个老板,后三位都是朱志墨的子孙。由于第四位老板朱双承无子女,而其时四十九岁的朱老板身患痼疾,没有精力继续经营下去,迫于无奈只好于1908年关门。歇业后不到一年,朱双承就撒手西归了。朱双承有大小两个老婆,都没有生育,他死后两个老婆闹分家。分家后,大老婆张氏去城南翠姑庵出家做了尼姑,大约十来年后病亡。小老婆汪氏嫁给—个做香料生意的越南人,后来去了越南,从此再没有消息。

王大培、祖郎交换了意见,认为朱双承是在其经营的中药店歇业后才病殁的,而不是病殁后才歇业的,因此,歇业时他完全有可能亲自主持相关事务,包括店里剩余药材、药械和其他设备的出售,什么物品该留下,什么物品不必留下,都应是其自己作出决定的。印有“南槐堂”字样的信笺、信封,估计留下的不会很多,因为作为中药店铺,平时业务中用得上信笺、信封的机会不是很多,印刷一次搞上三五百件就能用上好长时间。那么朱老板会怎么处置这些信笺、信封呢?侦查员认为信笺、信封尽管不值钱,但朱老板很有可能会留下不作处置,其理由有二:一是“南槐堂”毕竟是其祖辈手里创下的产业;到他手里最后竟然没能保住使之传承下去,心里料想自有一份凄凉,由此滋生出些许不舍,就会把信笺、信封留下作为一丝念想;二是歇业时朱双承不会意识到自己在世间只能活一年了,所以他会考虑到自己还要用通信的方式跟亲友进行交流沟通,就有把信笺、信封留作备用的可能。

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朱双承留下的“南槐堂”信笺、信封后来又会如何呢?时隔四十多年,张氏、汪氏两人一个业已去世,一个远赴异国他乡,要想查清楚的难度极大。唯一的假设就是大老婆张氏在分家时把丈夫留下的“南槐堂”信笺、信封拿走了,后来她去翠姑庵出家时又将其携往庵里。如此,似乎有必要去翠姑庵调查一下。

翠姑庵还在。侦查员登门一问,接待他们的那位六十多岁的住持静洁法师说她还记得张氏其人,当年张氏出家时静洁来翠姑庵已经三年有余,是亲眼目睹张氏剃度的,当时的住持梦修法师赐名静慧,说起来还是她的师妹哩。然后就说到“南槐堂”的信笺、信封,静洁说她曾看见过静慧用来写信,好像是奉住持之命写给“兴德典当”联系赎当之事的。翠姑庵不像有些寺庙庵观那样专门印制了标有庵名的信笺、信封,平时要用到时,都是去外面买的,那次静洁说她身边有,就取出来使用了。那封信还是她和静洁一起去邮局寄出的,时间大约是在民国五六年吧。

侦查员于是就到“兴德典当”去撞运气,那家老字号竟然还保存着跟客户的往来书信,于是,那封由翠姑庵发出的信函就落到了侦查员手里。王大培、祖郎把信拿回指挥部后,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三、嫌疑人被捕

专案指挥部把翠姑庵寄给“兴德典当”的信函跟“策反信”一比照,即使在场的侦查员谁也没在印刷行业干过,可是所有眼睛都可以发现:这两封信函所用的信笺、信封虽然式样、纸张、印刷字体相同,可是纸张的新旧程度明显不同。“兴德典当”提供的那封信函,其信笺、信封一看便知确实已经存在了四五十个年头了,不但散发着那种只有时隔多年才有的霉涩气息,而且纸张暗黄,质地干脆,轻轻一撕甚至只要折一下就会裂开;而“策反信”的纸张虽然也有些发黄,可是其质地要比前者柔韧,这是用手指一触摸就可以明显感受到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隋留宝说看来得找个行家来帮助我们给鉴定一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跟印刷业公会联系,请他们提供一两位从业时间长、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进行鉴定。印刷业公会提供了两人,其中一位是印刷业公会的副会长、“宣爽印刷社”老板徐宣爽,另一位是曾在上海从事了五十余年印刷现已回家养老的赵鸣三。专案指挥部立刻让市局秘书科派了市局唯一的一辆旧轿车把徐、赵二位接来。

徐宣爽、赵鸣三不愧为印刷行业的“老法师”,当下只对两件鉴定物看了看,捻了捻,根本不必使用放大镜什么的工具,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兴德典当”那件系至少已经存在了五十年的老旧品,印刷时使用的是石版,“策反信”则是用大约六七年前的纸张以木版子印制的,印刷时间就是眼前,估计最长也不会超过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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